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离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基于云南省7县家庭调查数据

基于云南省7个县部分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模型和PSM模型分析离婚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婚姻解体的确会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离婚与家庭经济收入变量间存在双向因果效应,OLS模型低估了"离婚"对家庭经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今后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坚持以家庭发展为根本,促进家庭增收的同时,减少和控制引发离婚的外部风险因素,让贫困家庭在扶贫治理中收获经济增长和家庭幸福双重获得感。     

劳动力异质、流动方向与城乡差距悖论

城乡差距悖论指的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并没有随城乡劳动力的流动而缩小。传统的文献对于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行为及其意义关注很多,然而对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流动方向及其所附带的经济意义却关注过少。通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构建数理模型将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流动方向的经济意义进行研究和数值模拟,最后得出在考虑城乡劳动力异质性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分析中国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初婚解体风险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对城市的影响超过了农村,对女性的影响超过了男性;初婚年龄与初婚解体风险呈现轻微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早婚或晚婚的婚姻异质性所引起;婚姻异质性对初婚解体风险的作用受择偶梯度的影响,"男高女低"婚姻模式的初婚离婚风险远远小于"女高男低"模式;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中,生育孩子有利于降低初婚离婚风险,而与父母同住及婚前同居则显著增加了初婚离婚风险。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不完全流动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对这些儿童的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已有的流出地环境极大地制约着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另一方面,留守家庭成员也会通过积极、消极抑或是不自觉的行动来回应现实需求。因此在分析父母外出对家庭结构和个人所带来制约的同时,进一步考察父母外出后家庭成员能动因素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2013年CEPS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认知水平、学习成绩和综合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母亲外出的流动安排对农村留守儿童造成极不利影响;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氛围、家庭及个人的自致性因素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综合发展;学校和朋辈群体环境中阻碍因素的影响大于支持因素;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留守男生的身心健康状况和认知水平优于留守女生,但留守女生的成绩和综合发展能力更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要差异在于身心健康。基于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减少发展代价;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应嵌入家庭视角,自觉顺应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强化家庭责任、发掘能动性,联结多方资源为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友好支持环境。     

流动老人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的调查发现

基于南京市流动老人的调查发现,人口流动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双重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口流动具有健康选择机制,使得流动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本地居民,但另一方面流动本身也存在诸多不利于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对流动老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数据分析显示:流动老人在流入地时间长短对其心理健康呈现非线性影响,即在流动初期,心理健康水平有下降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健康水平逐渐转好;社会交往、是否与老伴一起流动、社区服务水平也是影响流动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     

互动竞争、地价扭曲与产业结构同质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以,治理产业结构同质化、推动错位发展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综合整理多个宏微观数据库,构建2007—2021年城市层面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工业地价“逐底竞争”互动模式对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位数行业分类代码层面,城市产业供地结构的差异性不高,且土地价格偏离指数整体呈负向偏离,说明产业供地中确实存在明显的“地价让利”。实证结果中,空间滞后项的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受外界影响相对更强。地方政府间以“地价让利”为工具的招商引资竞争越激烈,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越严重。土地价格扭曲在空间维度的互动影响,在时间维度上也存在异质性,城市间工业地价“逐底竞争”的程度减轻,短期会降低产业供地结构差异性,长期则会提高产业供地结构的差异性,总的来看,最终会抑制产业结构同质化。可见,相关的调控政策既要关注个体行为,也要关注地方政府间的互动行为,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通过协调互动关系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